为何说两宋频发的农民起义是贫富差距过大导致的？
两宋贫富差距过大，农民起义频发，实质是市民抗税
这是一个关于社会经济结构的问题。
一：两宋农民起义的与众不同
两宋，共享国运年，是中国历史上商品经济、文化教育、科学创新高度繁荣的时代。相比其他朝代，两宋有太多的与众不同，农业革命、古文运动、城市崛起、民族主义兴起、市民阶层形成等等。
历朝历代统治者谈虎色变的农民起义，两宋也是别具一格。秦汉隋唐元明清，这些威加海内的大一统王朝，无一不是倒在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之下。而两宋，虽然农民起义频繁，仅仅载入史册的农民起义就多大次，平均每年就有一到两次农民起义，但却无法动摇两宋的统治根基，每一次农民起义无一例外地被宋王朝给镇压了下去，并没有给两宋构成实质性的威胁。
其它朝代，农民起义爆发的原因也就是那么两个，要么是大范围的天灾，要么是经济崩溃。无论是哪一个原因，都会导致最底层的普通农民缺衣少食，导致国家上层建筑根本没有能力给予有效的赈济。
这个情况下，普通老百姓只能吃树皮、吃草根、吃观音土、易子而食，一幕幕的人间悲剧，都源于填不饱肚子。在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的时候，在即将饿死，要成为路边的一推枯骨的时候，所有理智，所有的道德，都比不了活下去。
曾经看过一副油画，描述的是大灾害发生的时候，即将饿死的父亲，看着已经饿死的儿子，他那极度扭曲的面目。一念生，一念死。道德与求生欲激烈碰撞下，所产生的极为苦痛的表情。
因为填不饱肚子，因为快要饿死了，不得不揭竿而起。这样的事情，在两宋是不存在。两宋爆发农民起义就两个字：抗税。而且，抗税的不是农民，而是市民阶层。
例如，王小波起义以及方腊起义，就是因为不满宋王朝的税法，从而揭竿而起。宋王朝的税收制度非常杂乱，除了延续了唐王朝的两税制之外，其他杂七杂八的税收更多，远远超过了两税。宋徽宗的生辰纲就非常不合理，为了满足君王的个人欲望，肆意盘剥百姓，让东南富裕之地无数百姓一贫如洗。
二：两宋频繁的抗税运动
两宋的税收虽然非常杂乱而且沉重，但是朝廷征收赋税的范围还没有到让老百姓活不下去的地步。实际上，两宋的税收，就好比现在的资本主义世界的剪羊毛。先养肥了再宰。不同点在于：现在的资本主义剪羊毛的方式是通过金融政策，而宋王朝剪羊毛的方式是通过税收。
一般来说，首先爆发农民起义的地方往往是比较贫困的地方，普通百姓本来就穷，还得应付各种苛捐杂税。如果遇到天灾，粮食欠收，没有饭吃的情况下，那就只能铤而走险了。比如说明朝，农民起义爆发在经济落后的陕西，而富裕的江南并没有受到影响。
而北宋最大的农民起义却爆发在江南之地，这就没有道理了。实际上，宋徽宗的生辰纲，就是宋徽宗看到江南富庶，想剪一下那里的羊毛而已。
与方腊起义同时爆发的农民起义，还有山东的水泊梁山。水泊梁山的农民起义，因为一部《水浒传》而出名。如果说方腊起义还有一点由头，那么水泊梁山的起义就说不过去了。历史上的这场起义，没有被招安，也没有那么严重，宋王朝仅仅派了一支小部队就将水泊梁山给灭了。
水泊梁山的本质，就是一群官场失意的人，不堪世俗法律的约束，暴起杀人，被朝廷通缉，最后当了亡命徒而已。那些所谓的好汉，或许是真的打抱不平，但是手段嘛。只讲究快意恩仇，却无视律法，与现在的很多杀人犯其实没有多大区别。
到了南宋，为了对抗金国或是镇压所谓的农民起义。南宋朝廷剪羊毛就更过份了，除了沉重的赋税之外，南宋朝廷对贸易进行限制，从中赚取巨额差价。
例如，洞庭湖的钟相、杨幺起义，除了攻掠官府之外，还对富商以及其产业进行了毁灭性的破坏，将个县富商全部屠杀。而为了镇压他们起义，南宋朝廷又向广大的富商阶层一次征收了十年的赋税充作军饷。
为了对抗金国，南宋限制只能用金银交税，而金银又被朝廷所垄断。除了交税，还得向朝廷兑换金银。这极大地增加了商人阶层的负担。除了这个方法，南宋朝廷在江浙地区操纵民间借贷，先是让商人们发展起，大量融资，等到时机成熟，即通过金银垄断的方式进行抄底。在金国完颜亮南征之时，南宋朝廷就通过这种方式，一次性掠夺了九千万两白银，致使江浙地区九成的中小作坊倒闭。
为了对抗南宋王朝的税收暴政，大量的富民阶层纷纷外逃，或是重新逃去北方金国境内，或是逃往交趾李朝、日本等国。与金国南侵，北方无数百姓南逃相反，南宋的富民阶层却在逃往敌国。
其实，这对南宋朝廷来说，也的确是无奈之举。一方面要抵御金国南侵，一方面要安抚南逃的百姓，南宋朝廷需要大量的钱财支撑。
除了外逃之外，那些连外逃都没有实力的小富商只能选择起义。或是茶商、或是盐商、或是金银匠人，各个行业的作坊主们不堪宋王朝的税收暴政，只能暴力抗法。
岳飞，这个名人之所以很有名。其名声是由被金国占领地区的中原百姓提供的。而在南宋，岳飞是镇压农民起义的朝廷鹰爪形象。一旦宋高宗支持岳飞北伐，为岳飞北伐筹备兵饷而向广大的富商作坊主征收赋税，那么南宋的统治肯定得崩盘。
三：两宋市民阶层的崛起
富商作坊主们的暴力抗法，根本没有群众基础，除了与他们有经济联系的市民阶层，根本得不到农民阶层的响应。所谓农民起义，实际上是市民起义。这是两宋农民起义失败的根本原因。
宋王朝，在土地政策方面，不抑兼并。这个政策在很多人看来是非常恶劣的，一旦农民遭遇天灾，其土地很可能被豪强地主通过权力强势兼并，或是通过钱财低价收购。这样的话，无数的自耕农肯定会沦为佃户，甚至不得不依附地主，成为农奴。
实际上，在两宋并非如此。这源于两宋的三项政策：户籍政策、税收政策、工商政策。在户籍政策上，两宋允许百姓自由流动，地主官僚等都不得限制农民的人身自由，普通农民在一个地方居住满三年以上，就能自动获得当地户口。这个户籍政策，我们现在都做不到。普通农民工，哪怕一辈子在上海广州这样的大城市打工，也不可能得到当地户口，他们的孩子不得不在老家读书，成为留守儿童。
税收政策，两宋的税收政策，除了一些地方官府强行摊派的杂税外，宋王朝的正税只有两税。两税是唐朝中期宰相杨炎制定的，是一种财产税。宋王朝在唐朝的基础上进行了细化，将普通百姓分为五等，有钱的多交税，没有钱的少交。没有财产的，根本不用交税。
这个政策下，沦为无产者的农民根本就没有税收压力，他们根本不会去想着造反，而是想着去挣钱。就当时的社会氛围来说，没有能力交税是低人一等的，是身无所依的。
工商政策，两宋非常重视农商业的发展。唐朝时期的坊市制度到了两宋被打破，被街道制度所取代。两宋鼓励商人经商，街道上随处可以开设店铺。宋朝的商税也非常细化，并且出台了相应的商税法规，这在唐朝是没有的。
这三项政策，为市民阶层的崛起提供了条件。两宋，在宋真宗时期，除了改良占城稻并大规模种植外，还有其他一系列的农业措施。所谓农业革命，实际上就发生宋真宗时期。一方面农田亩产量上升了两倍以上，无论是地主阶层，还是自耕农，都是有粮食出售的，这使得市面上有大量的商品粮。
商品粮为手工作坊的崛起提供了条件。许多失去土地的农民，在自由的户籍政策下，大量涌入城市，为手工业作坊提供了众多的劳动力。而手工业作坊成长起来，城市也更加繁荣。两宋人口过百万的城市有很多，如杭州、汴州、成都。作为北宋首都的东京汴梁，人口更是达到了两百万之多。与宋朝同时期的西方，最繁华的威尼斯、巴黎等，人口也只是万余，相当于宋朝的一个小县城。
很多人说，宋朝的城市化率达到了七成，一个成熟的工匠工资超过了一个知府，这太夸张。然而，土地不抑兼并，使得大量农民进城。农业革命使得农民进城后有饭吃。工商业繁荣使得农民进城后有工作。加上自由的户籍制度，失去了土地的农民成为了市民。两宋社会，在城市崛起的同时，市民阶层也迅速崛起。
这些市民阶层或是商人，或是作坊主，或是熟练的工匠，逐渐成为了两宋的经济支撑。因为两宋高达上亿贯的税收是由这些市民阶层提供的，商税高达七成，而农民阶层，两宋的农税只占总税收的三成。
许多对历史缺少深入了解的人，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后，总是以阶级斗争的观点看待历史，认为农民起义就是土地兼并导致的。实际上呢？农民并不缺地，在北宋东京汴梁这个两百万人口的大都会之外，是汴京周边数百里被荒芜的土地。大量的农民进城，很多土地没有人种。这与我们现在改革开放后，农民工进城务工去了，田地大量荒芜，情况是一样的。
地价高的，无论是宋朝，还是现在，都是大城市。
城市崛起，市民阶层形成，带来了古文运动，带来了民族主义的兴起。现代白话文，也就是我们说话用的口语，就是从宋朝开始逐渐形成的。宋词等通俗文学，也是从宋朝开始兴起的。纸质货币、银行、融资、创业、工厂等等现代名词，在宋朝都是有代名词的，如交子、钱庄、通货、经商、作坊。甚至有历史学家称，在宋朝的古文运动就是文艺复兴，而宋朝繁荣的工商业就是资本主义萌芽。
土地兼并，成就工业革命的英国圈地运动，就是一场持续了几百年的土地兼并。土地兼并也不是那么难看，虽然暴力而邪恶，却是历史的局限。
四：市民阶层无法取得相应的政治权力
市民阶层之所以会频繁起义，采用起义的手段进行抗税，其根源在于迅速崛起的市民阶层并没有得到属于他们的政治权力。
两宋，对付农民起义的方法就是招募流民为兵。很多人觉得，就是因为这个方式，使得两宋军队的战力下降。实际上，招募流民为兵，这个兵并非是战兵，而是厢军，用来干活的，不是打仗的。即便用来打仗，也是搞后勤的运输兵。
在两宋，军费十分高昂，占了两宋财政收入的八成。所以被称为冗兵。而实际上，很多士兵都是将军们手底下的工匠，不是训练作战，而是搞生产。所得钱财用来支撑军费。当然，也有很多钱进入将军们的腰包。
无论是自主进城，还是被军队招募进城，失地农民最后都成为了作坊里面的手工业匠人，成为了市民阶层。
这些市民阶层，或是被军队所控制，地位十分低下，根本没有能力动弹，成为了作坊里的血汗工人；或是依附于官僚阶层，作坊里面生产的东西，除了很少的用来进行海洋贸易等，其销路的大头是官府以及当官的有钱人，而普通的百姓根本没有那么大的购买力。
换句话说，市民阶层，无论是商人，还是作坊主，或是作坊中的手工业者，又或是从事服务业的各类伙计店小二，他们这个阶层并没有获得独立的条件。这与英国的圈地运动不同，圈地运动的发动者既是地主又是作坊主，既是官员又是商人。
工商业要繁荣起来，手工业要开动马力进行生产，想尽办法加快速度进行生产，就得有强大的购买力。只有强大的购买力，才能引发工业革命。
而两宋繁荣的工商业，其购买力来源于官府以及地主官僚，这样的购买力是畸形的。因为官府，进行购买后的用途是为了对抗北方强大的少数民族政权。而地主官僚，进行购买后的用途是为了奢侈的享受。没有一项购买是用来进行再生产的。
对一个社会而言，强大的购买力如果不是用来解决生活困难，为了更好的再生产，那么，这样的购买力实际上就是消耗社会资源。这就和现在资本主义世界的繁荣一样，迟早得发生经济危机，所有的繁荣一夜之间崩溃。
在两宋，在社会资源被北方的对抗战争以及官员奢侈的享受所消耗后，民间百姓面对的是基础设施落后，是长期的贫困。缺乏民间的购买力，工商业也就失去了再生产的动力。商人们赚钱后，只能用钱去买地，安度晚年。
对市民阶层而言，没有购买力，就失去了工作，就失去了生存的基础。在两宋，社会的根基不在城市，而是在农村。城市的繁荣在得到农村输血后，并没有反馈给农村，没有给农村带来任何的帮助。甚至，手工业作坊生产的东西并没有回馈到农村，两宋的农民过的依然是自产自足的生活，农民阶层对市民阶层并没有需要。
由此，市民阶层得不到农民阶层的支持。在面对所依附的对象官府以及官员的盘剥后，市民阶层根本无力反抗。
就两宋而言，农村空了，城市繁荣了。庞大的市民阶层成为了两宋的社会支柱，而市民阶层，只对自己口袋里的钱有归属。繁荣的汴京，这座两百万人口的城市，竟然被金国一支两万人不到军队所攻破，这简直不可思议。
然而，换一个思路，两百万人中，有多少人对这座城市有归属，真正在乎这座汴京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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