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德主义的前生今世，技术无罪论，恐慌，以及我们的未来。
（一、二、三：19世纪初卢德运动的起源，史实，评析；四：新卢德主义；五：卢德主义的未来，技术无罪吗？）
一、
我们究竟凭什么嘲笑卢德主义，或者卢德份子？
2月11日，一位不知名的出租车司机在纽约曼哈顿市政厅门口开枪自杀。理由？不用多想，跟国内当年那些砸网约车的出租车司机一样。因为网约车服务，因为Uber滴滴们使传统出租车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虽然说这位司机在facebook的信中也提到了其他原因，比如政府糟糕的法律法规，但为难传统出租车行业的到底还是那些共享服务们。
这条新闻底下的评论不出意外地反应了现代人的技术乐观主义精神。有人说这是物竞天择，他活该被淘汰；有人说出租车司机在一百年前也照样残酷地消灭了马车司机；有人说这位出租车司机不应该如此极端，应该善于改变而不是做一个“卢德分子”……社会达尔文主义言论并不值得发表任何的争论(因为这是浪费感情的），但卢德分子和卢德主义还是值得一谈的。
按照现有的大众观点，卢德主义是指对新技术和新事物的一种盲目冲动反抗。卢德主义源于19世纪初的卢德运动，一般来说，当时正在工业革命的英国，由于新机器新技术的推广，一些工人被机器取代，被迫失业，一些工人虽免于下岗失业的境地但也因为机器强有力的竞争而收入降低，生活水平下降。这些工人们认为造成自己境地的罪魁祸首是新机器，于是他们开展了报复，用各种手段破坏、捣毁这些新机器。
Luddites
工人们假借“奈德·卢德”（NedLudd）的名义。这个名字广泛出现在卢德分子张贴的布告和给工厂主的恐吓信的署名中。奈德·卢德相传是莱斯特一带的一名织布工，于年摧毁了两台织布机。工人们遵称奈德·卢德为“卢德王”或“卢德将军”。在工人们看来，这是一个类似于罗宾汉的绿林英雄。（卢德运动的起源也正是在罗宾汉的家乡诺丁汉。）
年3月初，诺丁汉的工厂主们削减工人工资，愤怒的工人们捣毁了几个工厂的六十多台纺织机。到了11月，诺丁汉的工厂主们开始收到署名为“卢德将军”和“卢德王”的恐吓信，信中阐述了自己捣毁机器的理由。E.P.汤普森把这定为卢德运动的起点。到了年，卢德运动在英格兰风起云涌。组织严密的卢德分子们昼伏夜出，神出鬼没地进行演练与破坏。他们集结成的这股强大的骚乱力量引起了当局的警惕，于是人数甚至一度多于同时在半岛战争作战英军的军队被调来与之对抗。最终在军队强有力的镇压下，卢德分子们失败。
上述是构建现在贬义“卢德分子”概念的全部历史材料。但是如果从历史的、严谨的观点去重新审视，这些材料其实显得有些断章取义了，甚至站不住脚。
二、
二次大战后，霍布斯鲍姆在内的历史学家重新审视了“卢德主义”捣毁机器的行为。他们发现，这其实是一种“借由暴动来集体协商”。卢德分子“攻击了不论新旧的机械设备，他们运用这种手段逼迫雇主在工资与其他事项上做出让步”。工人们攻击的不单是机器，而是包括机器在内的资本家的全部“财产”。在很多领域，不满的工人们会选择破坏制成品或者原材料，因为这对资方更加致命。与罢工一样，这是一种间歇性的施压行为，目的在于迫使资方提高工资改善待遇或是停止制造伪劣产品。霍布斯鲍姆认为这是18世纪时工人抗争最为有效的手段之一，并且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对雇主施加压力，另一方面确保了工人重要的连带感(solidarity)。
那么为什么卢德分子们不选择罢工呢？或者说，为什么这种破坏资方财产的行为最为有效呢？原因主要有二。第一，当时工业大生产尚未形成，小规模的家户作坊作坊、手工工场分散在乡村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基本不可能开展有效的罢工行动（当然，在英国当时其它的一些更为集中的领域，工人们也会开展罢工行动）。第二，我们现在所谓的工业资产阶级在当时并非主流，都铎时代重商主义甚至中世纪的传统尚在。工人的权利受到悠久的传统家长制法律的保护，比如伊丽莎白时代的学徒法（theStatuteofApprentices）*。在很多场合，当局会选择偏袒工人而不是工业资本家。当局会协调资方和工人和平共处，而工人们只需对自己的行为敷衍道歉。
*（《学徒法》，年，全称《有关农业和手工业学徒、劳工和仆人的多项命令》法令明确规定了应根据物价水平来厘定工资标准的基本原则，这样劳工的利益得到了一定保障。国家出手干预，缓和雇主与劳工间关系。）
不过进入19世纪以后，情况发生了转变。随着亚当·斯密自由放任思想的主流化，天平开始倾向于工业资本家了，一些市场限制被废除。在劳资关系上，亚当·斯密认为“认为契约自由而非管制是劳资关系的基础”，工资应由市场而非国家决定。-年间，英国颁布了《结社法》，禁止工人们通过结社来要求提高工资，或减少、改变工时，或削减工作总量。年-年间，管控工资的《学徒法》被废除。随着卢德运动的发展，捣毁机器的行为被年按颁布的限制破坏法（FrameBreakingAct）与恶意破坏法（MaliciousDamageActof）定为严重罪行。至此，卢德分子们在采取的18世纪的“正当手段”被视为大逆不道。当局选择保护工厂主的利益，对卢德分子开展镇压，很多卢德分子被处死或监禁、流放。
导致卢德运动的也许不是工业革命，而是亚当斯密
E.P.汤普森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这么总结道：“卢德运动是在旧的家长制法令被废弃，自由经济没有任何制约的危急时刻出现的。”
因此在严肃的历史看来，19世纪初的卢德运动并不是对于新技术的盲目反动。
我们现在所谓的“卢德主义”只是由于对历史事实“曲解”，“心中的历史”所造就的“卢德意象”。以此评判那些19世纪为生存抗争的英国工人们恐怕并不公正。
三、
上文我们其实得出了两个基本事实，在这里再次强调。第一，很多所谓的“卢德分子”事实上是在反对低工资和不公正待遇，他们为生计所迫，捣毁机器的行为只是一种手段。第二，接近于“卢德意象”的19世纪的卢德分子其实也不反机器与新技术，他们反的机器与新技术带来的失业。
当然，我们现在意义的“卢德意象”在当时也并非不存在。毕竟从逻辑上来讲，机器的使用的确造成了传统手工工人的失业。的确也可能会有工人天真的或非常“进步”的认为技术是万恶之源，但这不是主流。也许有人会继续说，他们不懂得嬗变，不懂得学习发展，他们没有技术没有知识，被迫下岗是应该的，他们就是一群loser。
卢德分子真的是一群loser吗？
显然不是。
卢德分子们事实上才是一群技术工人，熟练的工人。特别是当时的那些剪毛工人，“他们的工作是将浆洗好的粗毛料清洁、拉压、剪毛、平绒，这些步骤都需要经验和技巧”*。在机器尚未普及的时代，他们的技术和手艺使得他们用充足的理由拿到高工资。可是机器改变了一切，早期的机器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但是也降低了生产的门槛。资本家们会去选择雇佣廉价的童工、妇女、无技术工人而不是价格高昂的技术工人（或者说工匠）。无知之徒拥有工作机会，技术工人们却因此下岗，这哪里公平了？这就是事实，这恐怕是最鄙夷“卢德分子”和最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人也不愿意接受的事实——勤奋上进之人被白丁之徒驱逐失业。
（*一个知乎上的摘录）
请问他们又有什么办法呢，转业？自降地位去接受机器？还是在19世纪早期的英国努力去自学成才，成为一个知识分子，或是去创业做一个成功商人，完成一个励志故事？然而这么多产业工人不可能每个人都跻身上层。如果他们的失业一定要归咎于他们自己，那只能说他们很遗憾地没有发现时代的潮流。“看不见的手”就是这样残酷。
所以这公平吗？这不公平。在提升生产力而不至于让人失业的领域，工人们其实乐意引进新机器与技术，别忘了珍妮机是谁发明的。当不可避免会导致失业时，有识的工人建议对机器征税，用以对失业工人进行补贴。一些卢德分子要求施行最低工资，要求控制童工，要求雇主有义务为被机器排挤下来的技术工人安排工作。这些卢德分子们的建议为日后的劳工运动提供了口号，并于此后的一百年间在各资本主义国家施行。但在当时当局不接受的情况下，他们或许只得奋起反抗。
破坏机器的行为也并没有后世描述的那样徒劳。正如之前所说的，18世纪时捣毁机器的施压行为往往非常奏效。而就单纯的抵制来看，从中世纪以来，欧洲各国劳动者抵制新技术的行为很多也获得了成功。威尔特郡的剪羊毛工人确确实实的延缓了机器的普及；巴黎的抄写工行会当年也成功阻延了古登堡印刷机20年之久。从历史的层面来讲，抵制新技术的行为无疑徒劳，虽然短期内可能的确是奏效。
当时的民众不是将自由经济看作一种自由，而是一种罪恶的强加。按霍布斯鲍姆所言：“先驱工业家的神话模糊了社会所有阶层对捣毁机器者一面倒地表示同情”，当时的卢德分子并非孤军奋战，包括很多制造业者在内都对卢德分子表示理解。“在诺丁汉郡，虽然有许多小雇主必定对谁是破坏织袜机的人知之甚详，但没有一个卢德分子遭到谴责。在威尔特郡，呢料中间商和小雇主同情剪羊毛工人，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因此，很难对当地在年真正制造事端的恐怖分子查个水落石出……”
拜伦是卢德运动最著名的同情者
四、
随着两次工业革命的接踵而至，科学技术的大发展，“卢德意象”也渐渐的变为贬义。卢德分子成为了保守、落伍、反动、反对进步的同义词。二次大战后，虽然汤普森和霍布斯鲍姆以历史的视角重新审视了“卢德运动”与“卢德主义”。但是在新时代下，“卢德意象”又被重新拾起来了。
一方面是两次大战中新技术广泛运用所造成的灾难，这引起了一些人文主义者的忧虑。另一方面是新科技革命的到来，核技术、空间技术的大发展使得人类的未来前所未有的明朗、广阔。对于技术是使人类变得更好还是更糟的争论在20世纪50年代，伴随着英国人查尔斯·斯诺(C.P.Snow）的演讲《两种文化》达到了白热化。在这篇演讲中，斯诺说道：“知识分子，特别是人文知识分子是天生的卢德分子”，这“使他遭到了以文学批评家利维斯（F.R.Leavis,-）为代表的激烈抨击，他也被视为一个思想肤浅的欺世盗名之徒。”
关于卢德主义的争论正是建构于“科技让人类生活更好还是更糟”这一基本论题上的。
年《寂静的春天》出版，对于科技的恐惧感再一次蔓延了，人文主义者似乎扳回一城。人们不满足于对于历史学家对“卢德主义”的刻板解释，而是去深入挖掘“卢德主义”其中的人文、哲学内涵。到了二十世纪最后二十年，伴随着“第三次浪潮”，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的大发展，一些人惊恐的发现乔治·奥威尔在《》中的诅咒并不排斥资本主义民主政体。于是专门给科研工作者寄炸弹的卡辛斯基诞生了。卢德主义以一种“正义”的姿态重新登场。年，美国学者C.葛伦蒂尼（ChellisGlendinning）发表了“新卢德宣言”，标志着新卢德主义诞生。
炸弹狂人--卡辛斯基
与19世纪的卢德分子不同，新卢德主义者都是些纯粹的知识分子，这同时包括一些理工科知识分子。新卢德们倾向于“将工业社会对人的异化及其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危害归咎于科学技术”。他们熟练地运用各种舆论工具为自己的观点发声，他们也丝毫不吝啬用新媒体去宣传自己的思想。比起19世纪的诺丁汉工人们，他们才是纯粹的“卢德意象”，而且他们的影响力大得多，走的也更远。
新卢德运动中有科技知识分子的参与并不奇怪。整个20世纪人类见识过的灾难够多的了，两次世界大战、核危机、环境污染，人们没有理由跟19世纪的那些工业先驱们一样自信。但是斯诺引发争论仍在继续，新卢德们和技术乐观主义者们继续你死我活地争论着（尽管人文主义者真的不等同于“卢德意象”），一直到今天。
五、
技术无罪吗？
如果设身处地的去审视19世纪的卢德运动，或者是其他因运用新技术而导致的失业，那么这其实是一个经济学问题。
医院准备引入一个新的自动化挂号系统，接待人员会就此失业，但效率也会提高。当然，研发和引入这套系统需要大笔的金钱。同时，医院也可以选择培训更高效的接待人员，这可以提高同样的效率，并且花费同样的金钱，还能让病人有亲切感。那么哪个才是最优解呢？
自由主义经济信仰者和技术乐观主义者可能会毫不犹豫的选择前者，把接待人员交给“看不见的手”处置。凯恩斯主义者和政府很有可能会选择后者，因为他们不想让失业率提高，要促进社会公平。接待人员也肯定会选择后者，因为他们不想失业。医院来说，在经济上，两个选择可能其实差不多。
当然我们会认为新技术不应该被排斥，医院早晚得引进新技术。医院引进新技术，然后政府出面实现失业人员再就业。这样的话大家都是受益者，只是政府要单独套点钱了。
很多时候，“卢德运动”的问题根本就是个利益权衡的问题，而不是有关人类进步、技术乐观主义的问题。
如今有个号称“科技界的金酸梅奖”的“卢德奖”，这个奖由IT与创新基金会评选出10个试图阻碍科技创新的组织或个人，再由网民投票评选出名次。一些人和组织由于各种各样的理由而被提名，比如要求亚马逊图书停止免邮费政策的法国政府，因反对智能枪支入围的美国国家步枪协会，因限制宽带创新发展入围的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这其实都是些利益问题。
当然，享受尽了科技进步带来的幸福的我们肯定会对这些做法嗤之以鼻，认为他们被戴上“卢德意象”简直名至实归。但是，如果有一天社会精英吹鼓的技术进步切切实实地动了我们的蛋糕，降低了我们的工资，甚至让我们失业的时候，我们会不进行任何防御，会表现的更加坦然，没有一声怨气吗？
还有一些科技大佬入围“卢德奖”，比如埃隆·马斯克和霍金，因为两人提出了“人类要警惕人工智能”的言论。
人工智能到底值不值得警惕？目前也许不值得，但未来恐怕会值得。人类的大部分工作可能真的会有一天被AI和自动化技术所取代，到那时人类自己没有了收入，那么机器凭什么要把产品卖给我们？对于这种问题，一个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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