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牛市正在汹涌袭来，各大机构包括高盛、惠誉、国泰君安等都在研报中表示强烈看多。
比如高盛，喊出“结构性牛市”启动的声音，其判断依据是美国的天量货币刺激计划正在被政府通过，经济受刺激后将对大宗商品形成更强大的需求。
惠誉在其最新展望中称，全球经济复苏将继续刺激工业金属需求，而供应仍将受限，工业金属价格短期内仍将大幅上涨。
国泰君安在3月3日的研报中也认为，大宗商品行情或至少持续到年年底，年内涨幅或达到20%。
美债10年收益率也在持续上涨，预示着通胀的预期强烈，而商品是应对通胀较好的对冲工具。
那么，这轮商品牛市能涨多少，是否值得allin呢？
（一）商品的运行逻辑
商品的价格基础端是供需关系，然后叠加一个库存和远期曲线结构，就基本形成了商品的价格框架。
商品在最开始的时候，最大的因素还是商品本身供需（真实需求）和库存的问题。
但是，自从商品的金融化——商品衍生品的诞生以来，能作为大类资产的某些商品已经带有了货币属性，从而投机性需求加了进来，在整个的供需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金融和经济的本质，就是人在商业领域的准则和行为性的研究，而人制定的条款构架成为了商业社会的基本，而这些基本也就形成了金融和经济的运行轨迹。
格林斯潘老头子在第四次连任美联储主席后，随即允许了花旗旗下著名的商品期货交易部门Phibro（菲布罗）部门继续实物能源市场的交易。
而在此之前，银行控股公司法是禁止银行参与非金融领域业务的，受监管的商业银行一直都只被允许交易大宗商品衍生品（如期货），但是不能交易实物。
有了现货交易（交割实物），配合资金优势和交易场所、规则（裁判）优势，商品的价格运行，早已经不是单纯的商品供需的市场行为了。
背后除了这些金融大鳄鱼的嘴里肉，还有国家之间的政治博弈。
在战后的历史中，有过两轮商品需求的超级周期。
第一轮，由日本的超级繁荣叠加亚洲四小龙驱动，需求结束后全球经济便陷入停滞状态中。
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的商品一直是讲的供给的故事，PPI的波动主要靠中东打打炮、轰炸轰炸南联盟等形式，以供给控制的方式玩耍。
直到第二轮，中国加入WTO成为世界工厂，中国经济的崛起带来了巨大的城市化的增量需求。
在中国三来一补加工厂+城市化建设驱动下，年国际铁矿石和铜价掀起了前所未有的涨价潮。
而在同样的时间点，格林斯潘或有意或无意打开的潘多拉魔盒也基本成型：全球银行业（当然没有中国）的大鳄们已经牢牢控制住了现货市场和衍生品市场，这种一体化的结构根本就是宰羊专用。
坏坏的大鳄鱼们，用原有的“供给结构”的逻辑忽悠+引诱某大国上钩，做好套钓鱼剪羊毛。
英国商品研究所年11月预测，年全球铜供应将出现10万多吨的过剩；
年11月中旬举行的伦敦金属交易所(LME)年会上，国际大投资银行也大多预测年铜价会下调，市场将继续过剩。
初成长的少年总是充满着活力，笃信着未来属于年轻人，属于自己。
呵呵，可每一个邓肯都会对詹姆斯说：“未来是你的”，然后拿掉他的总冠军。
年11月9日，国储局突然发布消息要卖铜压价：在此后短短的一个月内，国储局举行了四场现货铜拍卖会。
拍卖起价一次比一次高，给市场带来的冲击一次比一次大，其中，第三场拍卖起价上海、宁波地区为每吨元，但首批吨的成交价格就达元/吨，拍卖价远高过市场的预期。
消息一经传出，沪铜期货和LME铜期货价格便快速上扬。
而年11月13日开始，才由外电披露（此时也是火上浇油，为了进一步逼仓国储局），中国国储局一名交易员刘其兵在铜期货市场上通过LME场内会员SEMPRA，在每吨3多美元的价位附近抛空铜，建立空头头寸约15万至20万吨，这批头寸交割日在年12月21日。
每吨3美元做空，而国储局的压价行为表明，在铜价多美元的时候，可能仍然还在顽强的空头之中，而这期间LME现货铜价一路攀升至年5月11日的美元，最后的缴枪投降损失多少，可以想象。
在期货交易中的损失其实倒还是小事，比较致命的是原材料价格的上涨。
在全球的产业链体系当中，通过跨国企业和国际分工，实际上形成了三级的格局：消费国、生产国和资源国。
这里面的消费国并不是没有生产部门，只不过把不核心的生产部门（苦力活）外包给了生产国而已，自己掌握着核心的技术和品牌，通过旗舰企业控制价值链顶端。
生产国不过是打工仔的角色而已，外包只是为了降低成本，同时打工仔挣了钱也就扩大了市场，在某种意义上是双赢（当然消费国ROE高的多）。
欧美发达国家作为消费国，站在了食物链的顶端，通过发行美元债的方式给全球经济注入需求，直白的说就是欠债（杠杆）买生产国的产品。
生产国则拿着美元订单然后借贷美元，从资源国进口资源，生产成成品，然后出口给消费国换取美元，偿还负债。
贸易顺差的部分则是除去增加设备等生产性投资之外，主要购买美债——实现美元的回流。
资源国则收到生产国的美元后，或者预期需求增长用于增加矿业等资源开采投资（一般需要借贷），或者用于投资美债实现美元回流。
这里面实际上一般会形成一种双顺差的状态。
直白的讲就是：生产国把贸易挣的辛苦钱又低成本地借（购买美债）回给了消费国，而消费国虽然生产部门占比小，但是拥有跨国旗舰企业和全球投资，经常项目下的投资收益可是顺差大的很呢。
别看经常项目是逆差，实际上比你生产国挣钱多了。
在这种三级格局下，其实生产国是没有议价权的，挣的是加工费，自然最怕的就是原材料价格上涨。
资源价格的上涨，就是产业链利润比例的重新分配。
最后我们遗憾的看到，在这轮金融大鳄主导的大宗超级牛市里，某国GDP增长是增长了，但那是营收啊，不是利润。
最后辛辛苦苦打工了这么久，可能挣的还没有躺着卖身的资源国（他们都是老美的小弟，包括最不要脸的澳大利亚）利润率高。
从年末中国加入WTO，取代原来的亚洲四小龙和日本，成为新一轮周期里的生产国这个时间点，和格林斯潘老头子放开银行大鳄的现货交易的时间点的匹配，不得不感慨：
有时候命运似乎早已被楚门前半生里的那个导演所预定：在规划你怎么生的同时，早就想好了怎么终结你的一切。
（二）这套组合剪，还能割谁？
实际上，金融危机以后，CN的生产国地位已经慢慢的动摇了，形象的来讲就是被榨干了。
生产国能降低的，而消费国不能降低的成本，无非廉价劳动力和环境成本罢了。
二战后的每一轮产业转移（即生产国角色转移），都是靠吃人口红利和环境破坏兴起，尔后在人口老龄化+严苛要求环保的过程中走到尽头（被消费国榨干），然后继续转移产业到新的肯出卖人口红利和环境的地方。
这些生产国的路径基本都差不太多：
1.初期为了发展牺牲环境，后期实在对生命产生了威胁，不得不在民意的裹挟下注重环保。
2.城市化过程中没有注意分配问题的解决，超级地租的财富转移游戏，的时间压榨（日本新干线的繁忙就可知一二）和收入原因使得年轻人无法负担恋爱和生育的成本，造成出生率逐年下降，抚养比迅速增长，人口红利消失。
3.人口红利和环保的压力下，工厂开始外迁到EM国家去，开始新一轮的压榨过程。
也许是预见到了CN未富先老的强弩之末，也许是次贷危机等其他的原因，在次贷危机的解决中，多德弗兰克法案、沃克尔规则、巴塞尔协议等严厉监管规则开始挤压这些控制期现市场的金融怪兽。
最可怕的是，美联储宣布将对年时做出的允许接受其监管的银行在现货大宗商品市场进行交易的决定进行重新评估。
这直接宣告了，中国加入WTO以来的商品超级周期的游戏将要落下帷幕告终了。
强大如摩根大通和高盛，即使取代掉金融危机中落寞的花旗的Phibro成为了新的最大期现怪兽，甚至控制了铜的交易所LME（当时摩根、高盛分别为单一最大股东，两者分别占股份10.9%和9.5%），也得在美联储这位全球经济的上帝面前低头。
年，港交所完成了收购LME，而差不多的时间点，中国银行旗下的中银国际也终于获得了二类会员的资格。
中银国际朝着成为第一家拿到几乎所有国际上有影响力的交易所清算席位的中资金融机构，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貌似在反抗帝国主义的斗争中，翻了身，终于有了大宗商品中某些品类的定价权。
但是之前费尽心机都得不到的，突然间得到了，是不是有很多猫腻呢？
港交所对于LME未来出入库制度的修改，看似好像对中国买家将提供更多的便利，也可以让我们不再被人‘盘剥’。
但是如果制度修改后，等这些大鳄彻底退出仓储和物流的那一刻，中国无数企业和银行利用大宗商品仓储物流作为载体运转的套利和融资渠道，或许将会受到巨大的冲击和影响。
实话说，如果没有了这块缓冲之地，中国的大宗商品过去几年又有多少是用于真实的消费的呢？
而在那个时间点上，美国经济逐步的进入到次贷危机后的复苏期中。
对于美国来说，实体经济的真实复苏的任务高于一切的利益。
而这些霸主们把持的原材料的全链条导致的结果，就是美国的消费者在采购原材料的时候为此付出了巨大的溢价成本。
如果这是在次贷危机以前，反正付出溢价损失的是中国的企业（全球巨大的生产和加工地区），赚取这些国家企业的利润对于老美来说是喜闻乐见，自然当做没看见。
但是，这次不一样了。
当时CN已经陷进了激增的债务杠杆没法持续，需要涨价去库存的供给侧改革了，同时也在进行着经济结构的转型。
这种情况下，大宗原材料“控制下”的“溢价”自然而然也就转嫁到了美国自己正在复苏的‘制造业’身上。
这个时候，就再也不是事不关己了。
美联储把这次大宗游戏的制度基础抽回，从顶层上就宣告了游戏的结束。
高位接盘这些金融巨鳄的商品业务的、秉承着国家意志和国际化使命的CN机构们，赢了多少可能需要后人来评价吧。
毕竟硝烟仍然没有散去，人民币国际化的战争从来没有停下过。
接过摩根大通和高盛这些巨鳄的商品业务后，类似的游戏要继续的话，还能割谁？
我们自己的生产国地位已经在动摇了，即使不动摇，继续那样的游戏，结果只能是内卷、窝里斗，自相残杀让人看笑话可不好。
未来能割的，也许只有东南亚、印度、非洲这些小弟弟了。
东南亚和印度的人口结构，简直是完美的下一个生产区域。
欧美国家严格控制疫苗出口、不给发展中国家疫苗的同时（君临曾经发文讲述过疫苗的战争），却在印度设有阿斯利康的疫苗厂（印度血清所），同时又给越南疫苗，背后的原因是值得思考的。
（三）本轮的商品价格还能持续上涨吗？
在目前这个时间点上，有几种可能的情况，我们推演一下。
第一种。
印度和越南等南亚和东南亚国家顺利地接过CN的生产国位置，同时旗舰国家完成技术进步和经济转型（意味着已经去杠杆，该破的不良债务破掉，参考伯南克时期美国的经济转型）开启新一轮的债务扩张周期。
旗舰国家，当然指的是发达阵营，也包括顺利实现阶层跨越的CN国。
这是最乐观的情况，在这种需求驱动下，大宗商品的价格必须是可持续上涨的，甚至可迎来5-10年的超级繁荣。
但是，目前全球央行的资产负债表突破了天际，根据国际金融协会（IIF）的统计，年全球债务增加了15万亿美元（至万亿），全球宏观杠杆率（债务占GDP比例）上升了45%（至%）。
滚滚而流的货币能否继续下去？这是令人怀疑的。
低利率的货币政策+福利型的财政政策的组合，在过去的十年间表现很差，并不能有效刺激经济的增长，反倒是带来了贫富分化的加剧。
GDP的增速基本等同于普通民众收入的增长速度，或者说普通民众财富的增长速度，而资产的回报率则是资本家财富的增长速度。
上图我们看到，基本上资产回报率在和平年代一直都是大于经济增长的，除了一战和二战的战争年代。
历史再次雄辩的告诉我们，再分配不是请客吃饭，不能温良恭俭让。
低利率的环境下，富人加杠杆，靠资本回报（借贷增厚ROE）越来越富；
穷人只能依靠劳动收入，因为银行根本不会借钱给穷人，而穷人ROE较低，于是占总财富的比例越来越稀释。
不在分配端改善，仅仅只是央行扩表加实质上的MMT财政，最后的结局很可能是用激烈的手段实现再平衡。
今年大幅度上涨的比特币（本质上是财富隐匿工具），恐怕不止是投机这么简单。
毕竟动乱前藏点比特币，可能等和平后大概率又是富甲一方。
分配端的再平衡，从来都是历史上的难题，也是历史周期律的根源所在。
这也决定了用和平手段进行分配端再平衡，注定是痛苦而阻力重重的过程，直接表现就是时间周期的长，和利益分配的反反复复，以及社会问题的点或面式的爆发。
这其实也就会导致经济增长的缓慢，传导到商品上就是需求的增长缓慢。
而激烈的手段对于财富则是毁灭性的，更可怕的是对于经济的基石——人口，也是毁灭性的。
这种事情发生了，那商品的价格就不是供需作为基础了，是拳头作为基础了。
有命挣钱，不一定有命花——谈商品牛市也就毫无意义了。
因此在目前阶段下，期待商品的超级大牛市并不现实。
商品超级牛市终究会到来，只不过或许不是现在，他需要这个世界有新的10亿以上人口级别的快速工业化，再加上收割用的金融游戏。
第二种，当下的情况。
最近上涨的商品，包括航运，本质上是供需错配的结果而已。
资源国因为疫情，矿产出现供给问题，再加上某些国家的小动作（为收割下游利润），出现供给紧张。
而除CN外的生产国基本因为疫情罢工，CN良好的疫情控制使得全球的生产订单转移到CN，所以CN在年收获了一个漂亮的出口数据。
因为欧美消费国普遍采取发钱的办法，发给低收入民众的钱甚至比他们工资都高，所以他们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一出来，实际上经济就近乎于恢复了。
同时全球的需求也就恢复了，当然仅是对于工业品而言。
工业品需求的旺盛，加上资源国的动作，匹配生产国的弱势地位，自然资源就涨价了，商品就上涨了。
但是随着疫苗的出现，欧美的恢复，也为了产业从CN顺利转移出来，目前商品价格的持续上涨，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由于价格维持时间决定资源企业的利润，如果能在当前的价格（如在历史高位的铜价）持续较长一段时间的话，资源企业的价值当然是值得重估的。
因此，这里的关键就是价格持续的预期，反映到资本市场很大一部分就是通胀预期了。
至于美债名义收益率，1.5%是市场普遍难以接受的位置，2%是美联储明确表态的位置，博弈区间（1.5%-2%）。
此时要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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