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
纯朴善良的牧民
——牧区插队生活随记
程文峰
蒙古族的民歌以其高昂、优美、充满民族特色而誉满天下，而蒙古族牧民的豪爽、豁达、善良、纯朴更是在我心中打下了深深的印记。
从我们下乡的第一天起，就得到了牧民无微不至的帮助与关怀。像图雅阿尕怕我们早上起床时冷每天为我们生火，帮我们捡牛粪、扫羊粪籽儿以用于取暖；丹德尔的大儿子喜吉勒格日勒为了让我们少踩雪每天在抓回他的马时把我们的马也一同抓回来，在我们初学放羊时耐心的教我们如何骑马，如何识别羊群，如何识别草的种类等等。在我们单独放牧时，他们常常在下午时分到羊群接替我们，让我们回家喝茶歇息。
牧民的饮食习惯很不一般，他们早上和中午都是喝奶茶，晚上才吃饭，但是饭食花样很少，基本上就是热汤面、肉粥、死面羊肉包子几种，每晚只吃一样。而知识青年的做法就多了：小米饭、烙饼、馅饼、炒菜、捞面、饺子……，牧民都很爱吃，但不会做，每当我们改善生活时，就把丹德尔一家和尼玛阿尕叫过来大家围坐在一起吃饭，说笑，蒙古包内洋溢着欢乐的气氛。
在共同生活、共同劳动的同时我们也在积极地向牧民学习蒙语，从日常最常用的单词学起，逐步积累。
到了年的12月初，为了更广泛的接触了解牧民，知识青年就分散的住到各个牧民家中去，我去的是放牛的道克涛家，离我们包有二十多里。道克涛一家是年困难时期从东北搬迁过来的，会汉话，由于语言相通，交流很容易。他家有八口人，有他的父母、一个弟弟、一个妹妹、他的爱人和两个孩子，都挤在一个蒙古包里。他们家因人多，只放一群牛，收入少，在我们大队算是贫困户，蒙古包也是很破旧的，包外围的毡子历经风雨已经变得发黑了，包里也被烟火薰得黑黑的。但是他们对我很好，教我蒙语、骑马、放牛，给我讲大队的各种事情和草原上的传说，使我增长了不少见识。
在牧民的帮助下，使我们这些在北京长大的城市孩子很快的适应了草原上的生活和劳动。
到牧区没俩月就到了春节。在春节前好多日子牧民就开始了筹备，做新衣服、购置用品、准备吃喝。当地有个风俗，就是在拜年时无论到谁家都要喝酒、吃饭。当然吃饭并不是我们一般理解上的吃饭，几盘几碗，而是大锅烩，里面羊肉、粉条、挂面、饺子什么都有，一人一碗，热气腾腾。有的牧民还别出心裁，用牛奶来煮，他们认为，这全是好东西，放在一块煮当然就更好了。
到了春节那天，人们都穿上最漂亮的蒙古袍，蹬上擦得干干净净的蒙古靴，举着彩旗，骑上骏马唱着歌曲成伙结伴儿的出发了，我们知识青年也和牧民一起去到各家各户拜年，牧民十分欢迎我们，到了每一家临告辞时，每家都会送给我们小礼品，多数是一个碗、一块月饼和几块糖，也有的会送一件内衣或一块绸缎。当时牧区交通十分不便，商品也少得可怜，能拿出这些已经是很不易了，这也体现了牧民对我们的关心和喜爱。
牧民善饮酒，爱唱歌。我们下乡没几天就赶上了喜吉勒格日勒结婚。新娘子是另外一个公社的，很漂亮，我们叫她“勃勒根”（蒙语：嫂子）。我们围挤在丹德尔家的蒙古包里，吃着喜糖，喝着奶茶，牧民则饮着酒，新娘子和孩子们一首接一首的唱着草原上的歌曲，喝到高兴处，全包人一起唱起来，悠扬的歌声穿透蒙古包飘荡在广袤的大草原上，其乐融融。
年的冬季是个白灾年，雪大天寒，那一年我们包新接手了一群牛，这是我们大队知识青年第一个单独承担的畜群，我们几个完全没有经验，原来的大队长大桑布在“挖肃”中受到严重的冲击，受了不少苦，但他对我们这些北京来的小青年却毫不嫉恨，依然如故的帮助我们搬家、教我们如何找寻背风雪小草又好的营盘，使我们迅速掌握了独立放牧的方法和经验。
“串营子”是草原上的风俗，别看草原上交通不便，消息却并不闭塞，放牧的过程中可以到邻近的牧民家去喝茶，走远道儿的人也可以在路过蒙古包时进去喝茶、吃饭、住宿，这样在聊天的过程中便可以知道很多外面发生的事。
草原上的牧民是十分好客的，无论是哪儿来的人，也不管认识不认识，都可以随便到牧民家去做客，牧民一律热情招待，喝茶、吃饭，天晚了就可以住在那儿，牧民从不拒绝。有一句俗话：“只要烟筒冒烟，就有茶喝”。牧民从不锁自己家的门，牧民讲要是锁了门，有远道的人来了进不去，就是慢待了，是对客人的不尊敬。所以如果遇到牧民家中无人你也可以进去自己烧茶、做饭吃，但在临走时要给收拾好，牧民回来见到家中来过客人会十分高兴，认为这是人缘好。
草原上的牧民是诚实的。梁家珉回北京后，我替代他暂时兼任了大队的出纳员。记得在年底分红的时候，我们大队的工分值比较高，每分一毛四，放牧者白天9分，下夜8分，基建活儿每天10分，剪毛论斤算工分，这样每一家都能分到不少的钱。在大队开完分红会后，牧民就兴高采烈的聚集到财务室等着拿钱，我按照会计廖雪萍的报数数出一叠叠的钱来交给廖雪萍再复核一遍才给牧民，那钱往往都是崭新的10元钱，嘎嘎响，即使数两遍也还是有粘贴得很紧的多发了出去。牧民拿到钱后往往都要再数一遍才放心的拿走，而遇到发现钱给多了，就会马上喊：“巴特尔，其兆司余禄欧给杰！”（蒙语：巴特尔，你钱给多了）把钱又还给我。
蒙古民族是马背上的民族，骑马技术自然是无可挑剔的。在牧区马是唯一的代步工具，无论大人、小孩儿都是骑马的好手，用他们的话讲：只要马不是平躺在地上，他们就不会从马上掉下来。有些几十岁的老人，在家里走动都很困难，哼哼哎哎的，可是只要把他扶上马背，立刻精神焕发，纵马如飞，没有一丝病态。小青年经常地进行赛马，能够在飞驰的骏马上弯腰捡起地上的任何物品。经常可以看到喝醉酒的牧民骑在马上东倒西歪，一会儿头朝下，一会儿脚朝上，但就是掉不下来，就像粘在马背上一样，真叫绝了。我也学会了骑马，虽不能像牧民那样，但在一般的情况下也不会掉下来。
大草原上的牧民啊，教会了我们生产、生活的本领，教给了我们处世的哲学，扶持着我们从一无所知的小青年长大成人。大草原上的风雪啊，锻炼了我们的意志，增强了与任何困难作斗争的勇气。
25年的草原生活，草原人民的豪爽、真诚、热情、不惧困难的性格耳熏目染的深深影响了我，在我身上打下了不灭的烙印。但是长期自由自在的放牧生活也养成了自由散漫，说话率直、口无遮拦的坏毛病。以至于多年后回到北京，单位里的同事看到我的做事风格，也经常开玩笑的说：“这是半个蒙古人。”
知识青年也和其他同龄人一样，在成长的过程中经历了成长的烦恼和迷茫，这是对人、对社会的一种认知过程，也可以叫年轻人的“更年期”吧。
环境的艰苦，干活儿的劳累，这些我们都不看在眼里，相反的看作是对我们的磨练。但是在处事阅历和处理人际关系上，却总是脱不开城市青年的单纯和浅薄。尤其在经过“清理内人党”的错误挫折后，和当地牧民的关系一度紧张，一些牧民认为知识青年应该从哪儿来回哪儿去，一些知识青年不能正确对待，偶有顶牛现象发生。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也已经从十七、八的小青年变成了二十多岁的成年人，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这个牵涉到人生一辈子的大问题迫使很多人认真思考是否有必要在牧区呆一辈子，思想上必然要起波动。在年、年的时候，有一阵子流行“肝炎病”，这种病传染性极强，各个大队的知识青年有不少人不约而同的都患上了这种病，这是个“富贵病”，在草原上缺医少药、气候寒冷的条件下很难痊愈，基本上都是回北京调养。也有些知识青年这一去就不回来了。这时在全国很多地方开始刮起了“知青返城风”，也自然的波及到了我们这里。
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人“扎根草原，做新牧民”的决心受到极大冲击，使不少知识青年情绪低落，产生了悲观厌世的想法，自以为“看破红尘”。连一些原先“扎根边疆干一辈子革命”口号喊得最坚定的人也纷纷找理由办返城手续。
大队里的知识青年先是朴晔调到了盟里的文工团，李保田、张宝林、刘振中上调去了呼和浩特，接着是沈柏林、张素华、孙淑兰等人调去了锡林浩特煤矿，也有好几个因病、因家庭困难回了北京，留在大队的知识青年越来越少了。到了年春的时候，50个知识青年只剩下了十来个。
我们刚到牧区的时候，正是十七、八岁思想单纯、血气方刚的中学生，经过几年的摔打锤炼，不但学会了生活的技巧和经验，大家也都逐渐的成熟起来，再不是那思维简单、干事鲁莽的二愣子了。
在学会生产、生活本领的同时，我们也在争取为牧民做更多的事情。当时牧区缺医少药，医生更少，关节炎、肝包囊虫、绦虫等寄生虫、风湿性心脏病、氟骨症、肝炎、肺结核等地区常见病却很多，知青们自学医术，像李亚平、张丹、杨慧星都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成为了大队的“赤脚医生”，不分日夜地为牧民治病解痛。高淑琴在做好大队出纳工作的同时，在自己身上练习，学会了针灸技术，遇到谁有头疼脑热的小毛病，也能手到病除。路欣则是琢磨牲畜，成了不错的兽医。邵新国成了拖拉机手，那可是大队里唯一的一台55马力东方红，在这个交通极为不便的地方，发挥了生产、生活、方便牧民的作用。
说起来还有一件有趣的事，罕乌拉大队有一名知青叫葛长海，他也是赤脚医生，学的是中医，在当地行医闯荡的还小有名气。一次我回北京，老母亲犯病，心里难受、腹胀、失眠、不想活动，医院看也没有大的效果，我听说葛长海也正好回来了，便把他请到了家来，一问二看三把脉，开了一张药方，我跑到药房去抓药，一服药才一毛三，我将信将疑，把药煎好后给母亲服下，还真甭说，第二天我的老母亲就下地了，自此我母亲对他是十分信服。
我最佩服的还是黄宇翔和金玉环。当时在大队建立了小学校，这样牧民的孩子就不用到公社去上学了。因为牧民居住是很分散、很远的，所以孩子们都住校。孩子们只有二、三十个，但是却分成了6个年级，教师只有2个人。教室也少，学生们按照年级分成6排挤在一个教室上课，一个年级上课其他的学生就上自习。黄宇翔她们二人就在学校当老师，教数学和汉语文，同时还要负责孩子们的宿舍管理和生活，没有工作时间所言，一天到晚都是在学校，劳累不说还要费心。更让人感动的是她们两位老师还自觉地承担起为孩子们消灭虱子的任务，每当孩子们从家中返回学校，她们就要把孩子们的衣服收集起来，统一消毒、洗烫，晾干、叠好。她们还亲自为年龄小的学生们洗头，用篦子把藏在孩子们头发中的虱子、虮子拢干净，这需要对孩子们的真诚爱心，不怕脏累的精神才能做到。
知识青年每年都有回京探家的，给牧民捎东西是自然的事。我每次回家都要到邻近的牧民家去询问有没有要在北京买的东西，回到北京后往往是把北京的各个大商场都转遍了才开始采购，力争东西又好价格又便宜，当我回到大队，看着牧民们拿着绸缎高兴地在身上比试，拿着物品左右欣赏，我从心底感到高兴。
我在暂代出纳员的时候，自学了简单的蒙文，无论是剪羊毛、收马鬃、到牧民小组记工分等等，尽量都用蒙文书写，这样能让牧民看得懂，心里清楚。遇到不会的词语就向牧民请教，他们总是十分热心的教我。看着牧民拿着我写的工分单子，我心里十分愉快，感到了一种劳动付出的满足。
但是有一件往事总是萦绕在心头，每次回想起来都会感到一种歉疚。那时在年的冬季，一天夜里，我正睡得迷迷糊糊，忽听得蒙古包外有人在敲门：“巴特尔，巴特尔。”那时包里就我一个人放牛，白天黑夜的累得够呛，今夜天气平静无风，感觉可以睡个好觉了，谁知又被惊醒，心里很不高兴。我强打精神问道：“谁呀？”“是我，松迪，我可以进来吗？”我心想：“准是又喝多了，跑到这来要酒喝。”便翻转过身去，不再理他。他见我没动静，也就走了。天亮后，我头脑清醒了，回想起昨夜的事儿，顿觉不妥，人家就算是喝多了，我也应该把他留下来呀，这么冷的天儿，万一醉卧在野地出了事可不得了，这也不合草原上接人待物的习俗呀？越想心中越不安，赶紧骑上马跑到大桑布家询问，得知昨夜他又在大桑布家喝了酒住到夏达布海家去了，没出事，心下稍安。松迪家在第四组，见面的机会很少，因此到我离开大队也没能当面向松迪道歉。但此事在我心中始终是个阴影，始终觉得对不住松迪。
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人生选择，我选择了从上山下乡开始的人生之路，但我从不后悔当初的选择，在磨练、付出和追求中，我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之路。
在内蒙古大草原上的生活经历使我树立起人生的世界观，对一切名利世俗逐渐看得很谈，不再随波逐流，对人生充满了乐观。无论是生活中的或是工作中的困难都有自信心去克服，而不会被困难所吓倒。
经常有人在问我，你对到内蒙古去插队不感到后悔吗？我总是坚决的回答：永不后悔！
在此我借用韩冷做的一首歌词来表达我对草原的思念之情：
草原哪草原我可爱的家乡
马背呀马背生命的摇篮
你用圣洁的乳汁把我哺育
你用深情的歌声为我催眠
那朝霞般的篝火给了我无限的温暖
那白云似的绒毛为我抵挡多少风寒
不论我走到哪里
总听得见马头琴在歌唱
不论我离开你多远
总闻得到奶茶的香甜
牧场哪牧场我智慧的源泉
马蹬啊马蹬我人生的起点
你用闪光的格言把我教诲
你用凶猛的风暴将我锤炼
那流沙般的岁月给了我牧人的勤劳
那荆棘似的征程赋予我骑手的勇敢
不论我走到哪里
总看得见你在举目遥望
不论我离开你多久
也忘不了你美好的心愿
作者：程文峰
来源：一壁残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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