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早在年，这种僵化的、偏重书本知识的做法，就已促使本杰明·富兰克林提出建立另一种初等教育阶段后的学校，即后来的所谓“中等学校”，这种学校可以开设数学（那时“拉丁学校”不教数学）、现代语言、自然科学、现代史和地理等课程。富兰克林的目的也是要扩大所有美国年轻人的知识面，其中也包括那些不打算当教师、牧师、医生或律师的人。
从革命到内战这一段时间，全国大约建立了一千三百所“中等学校”；它们一般都是私立学校，其目的是向不打算升入大学的青少年提供较好的初等教育后的教育。菲利普斯·安多弗私立高级中学（年获准成立）、菲利普斯·埃克塞特私立高中（年获准成立）、伊拉兹马斯·霍尔私立高中（年获准成立）以及其他一些私立高级中学，后来都成了著名的大学预科学校，但这些学校当初建立时不仅是要向青年人教授理论科目，“而且尤其要把重要的、实际的谋生之道教给他们”。然而，在十九世纪中期以前，一种新的公立中学业已开始在美国出现了。
第一所美国式的公立中学于年在波士顿开办。这种通过考试招收十二至十五岁男孩的“英语中学”，以训练学生从事“商业和机械方面的职业”为宗旨。一所单独招收女生的中学在年开办，但是由于它太受欢迎了，不到两年，它的业务范围超过了这个城市拨给它的预算所能承担的程度，于是只得宣告关闭。年，马萨诸塞州的一项法律规定，每一个有五百户人家的社区必须开办一所这种学校，每年上课十个月，否则将受到重罚。年开办的费城中央中学“有壮丽的外观，适宜的位置和一个精明而专心致志的地方教育委员会能够弄到的各种设备（包括一座天文台）”。
这时，出现了一个大办中学的运动，以期向所有人提供某种小学后的教育，其结果是，在内战前，美国有了三百多所中学。然而，中学的发展也遭到纳税人的反对。宾夕法尼亚立法机关收到了公民提交的三万多份反对年教育法的请愿书，这些人所以反对这项法律，是因为他们认为，公立中学对纳税人来说，是一项不合宪法规定的负担，而对家长来说，则是干涉了他们管理自己子女的教育的民主权利。但是，各个州的最高法院陆续确认了关于建立公立中学的法律，理由是：关于以公共经费举办最低限度教育事业的规定，在各州宪法中确有法律根据。
直到年，密歇根州最高法院首席法官托马斯·M·库利的权威说明（《密歇根判例汇编》，第三十卷，第六十九号），才最后消除了关于用税收资助公立中学是否合法的种种疑虑。对于公立中学的形成和发展方向，G·斯坦利·霍尔的学说和宣传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我们已经看到，他怎样促使人们对儿童道德问题采取新的态度，儿童研究怎样使他深信一种以儿童为中心的课程表，以及他对青春期的发现使他拥护以青少年本身为唯一重要对象的中学。
由于他的更为平凡无奇、然而更富于创造力的门徒约翰·杜威之力，霍尔的学说变得更有力了，而且不胫而走，产生了实际的影响。杜威是佛蒙特州人，他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学习时得到霍尔的指导，后来成了美国最有影响的教育家和二十世纪美国最有代表性的哲学家。杜威活了九十三岁，直到晚年还影响着美国人的生活。他留下了许多著作，从艺术、逻辑、语言和道德到体育锻炼、政治和外交政策，每一种题材都涉及了。他的著作既通俗又带有学究气，既明快易读又晦涩难懂。虽然很少有人会否认他是美国第一流的哲学家，但是许多哲学家却完全有理由称他是一个反哲学的哲学家。
虽然他是全国最主要的教育改革家，但有些受人尊敬的教育家却称他是美国教育的最主要的敌人。杜威对思想之间、活动之间、专业之间，以及思想与行动之间这些传统的人为界限之间的边缘领域，提出了极其引人入胜的意见。杜威一生扫除障碍，以解放经验为其努力目标。他代表未来说话，指出美国传统的旧教义一定会烟消云散，人们将会比以往更加自由，虽然也许会比以往更加不知所从。他认为美国前途无量。他描绘了一个智能的美国。他给人们带来了新的可能，新的希望，新的迷惘。
年，在庆祝他七十大寿的集会上，杜威自称是“一个对自己周围事物的发展动向多少敏感的人。哪些事物正在消失死亡，哪些事物正在诞生发展，他都肯定地了解。他凭借这种反应能力，预言某些事物会在将来发生。在他七十岁生日时，人们为他举行了酒会，为了他使自己预见到的可能会发生的事情得以发生而向他致敬”。他预见到美国的神秘，正在从外部的大陆悄悄地转向美国人内部的经验。
杜威在佛蒙特州伯林顿长大，他看到的是一个四周环绕着农场家庭的日新月异的城市化的美国。把“正规学校教育”和“教育”加以区分似乎是缩小和压制了经验，他对此深有感受。他所看到的学校是一个人人要背书的地方，儿童在那里学习读、写、算，而所有这些与他们以后在农场生活很少有什么关系。家庭农场是人人都要出力的地方，是从实干中学习的地方，孩子们在这里接受他们的真正“教育”，接受他们的生活课业的训练。杜威的新教育，其实也可以说就是努力把学校办得和旧式的家庭农场一模一样，儿童从实干中学习，享受在一起学习共同课业的乐趣。
杜威在《学校与社会》一书（年出版）中谈到，社会改革是如何需要学校改革的：工厂制度的背后就是家庭和邻里制度。……穿的衣服不但绝大部分都是在家庭里缝制，而且家庭成员对于剪羊毛、梳羊毛、纺羊毛和使用织机通常都很熟悉。获得照明的全过程不是按一下电钮使电灯光充满房间，而是从宰杀牲口和提炼油脂到燃制烛芯和做成蜡烛，要经过一段辛苦的劳动。面粉、木料、食品、建筑材料、家具，甚至金属器皿、钉子、铰链、榔头，等等，这些东西在家门口附近的商店里都有供应，而这些商店整天开放，欢迎参观，它们通常又是附近人群的活动中心。
整个工业过程从农场生产原料直到成品得到实际使用，就是这样明显地展示出来了。不仅如此，事实上每一个家庭成员都做了他自己的那一份工作。儿童随着体力和智能的增长，逐步地掌握了其中几个过程的诀窍。我们决不可以忽视这里所涉及的纪律和品德锻炼的因素：培养守秩序和勤劳的习惯，培养责任心和必须为世界作出贡献的思想。需要做的事情总是有的，而每一个家庭成员也确有必要与其他人通力合作，恪尽自己的本分。
杜威说，随着旧式家庭农场的消失，必须对学校加以改造，使之成为有效的代替品。根据他的设想，为生活进行准备也就是为一个可理解的世界进行准备。但这种设想在二十世纪后期的美国是否已经过时？如果一种教育制度的目的是为了重新体验佛蒙特州一个农场上的生活，那么这种教育制度能说是“进步的”吗？教育改革的第一步就是要把“学校”和“社会”结合起来。杜威教导说：“教育就是生活过程，而不是为了未来生活做准备。”学校不是一个为了使孩子们去获得在长大成人时才能使用的知识和技能的地方，它本身就是一个活的社会。
结语
因此，理想的社会就是一个大学校，其中所有的人都参与从实干中学习的过程；理想的学校就是整个社会。“学校作为一种公共机构，应该使目前的社会生活变得单纯一些，比方说，应该使它恢复到胚胎状态。目前的生活太复杂了，儿童一旦接触到生活，就一定会引起思想混乱或精神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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