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于导谈天说地
刚看到这个题目的人肯定会觉得很扯，这两件事儿怎么能挨得上？但是你换个思路想一想，如果我们把地球看成是一个国家，那么这个“地球国”是不是和法国大革命前的法国很相像呢？
在这个“地球国”中，有一个国王就是美国；有许多贵族就是欧日韩；有教会和教士、神父，就是白人资本和犹太资本掌握的媒体和娱乐界，他们都强制灌输一套意识形态，这些意识形态的原教旨都不错，但是都被改造成维持统治者地位和财富的东西了。
也有一些新兴“第三等级”，就是二十国集团中除发达国家之外的那些国家，以及其他中等发展国家。他们有自己的俱乐部，不叫雅各宾俱乐部，也不叫斐扬俱乐部，或吉伦特等等，他们叫“金砖”、东盟、伊斯兰国家组织或上海合作组织等等。这个“地球国”也有“无套裤汉”，那当然就是我们的非洲兄弟了。
这个“地球国”中的所有人都对“国王”不满意，因为“他”经常罗织罪名陷害各个等级的“人”。“他”制定了一套规则，自己又不遵守，总是认为自己是“权力天授”，因而可以随意欺辱其他“人”。“他”有一只强大无比的军队，所以所有人都害怕“他”。特别缺德的是，“他”制定了一套“税收”制度（也就是美元制度），所有“人”都必须自动给“他”交“税”，大家都把这个制度称为“割韭菜”制度或“剪羊毛”制度。
现今的国际秩序和制度与法国大革命前的法国何其相似乃尔。终于有一些人被压迫得忍不住了，法国大革命时它叫雅各宾俱乐部，头头是罗伯斯庇尔，现在它叫俄罗斯，头头是普京。它发动了攻打“巴士底狱”——乌克兰的战斗，但是这个俄罗斯想尽力避免当年雅各宾的错误，它不想把这场“革命”搞得太血腥，不想把巴士底狱管理者洛奈侯爵（也就是乌克兰总统小泽）抓住杀掉，结果这个“巴士底狱”迟迟没有攻下来。
法国大革命是现代历史的开端。有人说应该是美国革命，不，美国那根本不是革命，那不过是一场儿子向老子暴力夺产的闹剧，结果儿子成了黑老大，爸爸成了小跟班，如此而已。法国大革命彻底改变了人类自中世纪以来所形成的制度、规则、意识形态和等级观念，因而这场血腥的斗争具有了合法性，所有国家的中下等级都承认它的合法性，这就深刻影响了现代历史。以后的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以及世界其他殖民地的革命，都具有暴力的特点，但都无法否认其合法性，原因就在这里。
所有的保皇派都否认法国大革命的合法性。这其中有一部分是英国和法国的启蒙主义者，但是这没有影响历史的判断。法国大革命的一个主要功绩就是宣布了民主的合法性和平等人权的合法性，但是法国大革命自己以及按照法国大革命模式所建立起来的世界新的制度，并没有实现真正的民主与人权，因为法国大革命创造了一种理论，就是只有纳税公民才是这个国家的主人，才有投票权，而没有纳税的人是贱民，这就把人和人用财富分割开来了。所以法国大革命虽然是一场人民革命，却并没有建立起人民民主，而是实行了一种精英民主，它只是把权利从君主和贵族、教会手中转移到了商人和企业主手中，所以法国大革命是一场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革命，这没有冤枉它。
这也是法国大革命不可能被否定的根本原因。因为新的统治者不想使自己刚刚获得的权利被否定。从此他们不再允许革命。肯定法国大革命和否定俄国革命、中国革命和第三世界国家的革命，这是一回事。都是为了获得权力和保住权力。
俄乌战争与法国大革命的一些外部因素也很相像。大革命前，法国遭遇了旱灾和冰雹等自然灾害；法国的通货膨胀日益严重；因为收入减少，地主又开始加租；法国王室穷兵黩武，国库空虚，国债高企；新兴中产阶级的财富，直追贵族的财富，阶级矛盾日益激化；启蒙运动使得传统的国王的权力遭到质疑，人民不再认为国王的权力来自自然神授，存在已久的社会秩序和规则受到了质疑和冲击。
相应地，现在世界遭受了疫情两年多的冲击；美国开始利用美元收割世界财富；美国穷兵黩武，滥发钞票，国债已高达,亿以上，通货膨胀不断攀升；中国的GDP直追美国，印度等国也正在追赶发达国家，新兴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矛盾加深；新的思想正在世界传播，即美国的霸权正在走下坡路，世界的秩序和规则需要重建。
俄乌战争只是掀翻美国这个“地球国”“国王”权力的刚开始。法国大革命时，法国国王纠集了欧洲各国的君主和贵族企图扑灭革命的火种。两种权力的斗争反反复复经历了几十年。那么“地球国国王”的权力能够被掀翻吗？短期看不好说，肯定会有反复。但是从长期看，从历史趋势看，任何霸权都不可能长期存在。
那么俄罗斯自己是不是这样认识的，它的战略目标是不是指向美国和西方的霸权呢？
一、去西方化和去霸权化是俄罗斯的终极目标
在俄乌战争系列文章一开始的一篇文章“俄罗斯的四大战略困境是普京战略意图的基础”中我们指出：
“对俄罗斯来说，普京总统的时间已经不长了，外部地缘政治的威胁，国内经济的长期不振，社会价值体系的混乱，以及始终没有形成一个治理体系，致使无法形成一个接班平台。这4个方面形成了俄罗斯的四大困境。俄罗斯已经到了不做出根本改变，国家继续沉沦和解体的前景就摆在面前的时候了。
作为一个战略家，普京已经认识到，俄罗斯上了美西方的当，不但美西方再也不值得俄罗斯信任，而且美西方的道路也是俄罗斯无法走下去的。俄罗斯必须做出战略选择，与美西方的整个体系做出决裂，探索出一条新的道路来。而普京没有一个平台一个系统来做出这样大的战略转折。普京意识到他必须做出一场豪赌，这场豪赌的结果，不会比现在的困境差很多，但也可能就此凤凰涅槃。他需要选择一个方向来同时达到这些目标。”
一个多月后，俄罗斯著名经济学家谢尔盖·卡拉加诺夫（SergeyKaraganov）4月8日接受意大利知名全国性报纸《晚邮报》采访，明确指出了这些意图，而在此之前，无论是普京总统还是拉夫罗夫外长，都讲过同样的话，只不过比较零碎。
谢尔盖·卡拉加诺夫曾在叶利钦和普京政府担任总统顾问，被认为与普京和俄外长拉夫罗夫关系密切。目前，卡拉加诺夫是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系主任兼俄罗斯智库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CouncilforForeignandDefensePolicy）名誉主席。
卡拉加诺夫指出：
“这一军事行动将用于重组俄罗斯精英和俄罗斯社会。俄罗斯将成为一个更加激进和以国家为基础的（militant-basedandnational-based）社会，非爱国分子将被从精英中清除。
我们在西方社会内部看到了深刻的分歧和结构性问题，所以我们认为，无论如何，战争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因此，克里姆林宫决定先发制人。
我们真的想建立一个与苏联解体后出现的国际体系不同的国际体系，这个体系现在正在崩溃。我们现在都陷入了混乱。我们想建造俄罗斯堡垒来保卫自己免受这种混乱的影响，即使我们因此会变得越来越穷。”
塔拉加诺夫明确指出了这两点，一个是在俄罗斯内部清除西方势力。这一军事行动将用于重组俄罗斯精英和俄罗斯社会，也就是说受西方严重影响的俄罗斯精英将被排除在俄罗斯重组社会结构之外，俄罗斯将探索一条和西方所指出方向的不同道路。第二个就是，在全球打倒西方霸权。俄罗斯判断西方早晚要向俄罗斯动手，俄罗斯决定利用西方的惯例先发制人，通过俄乌战争，重组国际体系，颠覆由美西方主导的国际政治秩序，建立一个更加公平的世界战略格局。
4月28日观察者网翻译了一篇杜金最近的文章，题目是:“俄罗斯和西方斗争不仅关乎利益，更是价值观之战”。杜金被称为是当前俄罗斯地缘政治战略的设计师，俄罗斯当代最著名的哲学家和普京的“大脑”等等。
杜金在文章中指出：
“利益，与政治和地缘政治力量的平衡有关，价值观，则与人类文明的理想有关。没有任何军事冲突不包含这两个方面——价值观问题和务实的目标。在乌克兰这一事件中，这两个方面——利益和价值观——本质上都是全球性的，并会直接影响到世界上每一个人。这并非一场局部冲突。
现在，在这场根本性冲突中，俄罗斯的利益和价值观是什么？
首先，地缘政治利益。俄罗斯断然拒绝全球主义、单极世界和西方霸权。在实践中，这意味着要坚决抵制北约的东扩，抵制西方对俄罗斯其他所有形式的压力。
莫斯科正在建立一个多极化的世界，在那里，它要求重新得到自己作为独立和主权的一极的地位。在这一点上，它得到了北京和一些伊斯兰和拉美国家的支持。印度也在转向了一个类似的世界秩序模式。以后，其他所有人——包括欧洲和美洲的国家——都会相信这种建设的吸引力、有效性和不可避免性。
俄罗斯捍卫另一种价值观。第一，传统价值观——权力、主权、信仰、正常家庭、人性、文化遗产。
第二，俄罗斯坚持对俄罗斯人的合法保护——具体来说就是在乌克兰，受到灭绝威胁的人和种族灭绝的受害者。
第三，欧亚价值观——俄罗斯本身对不同民族和文化持开放态度，断然拒绝一切形式的纳粹主义和种族主义。俄罗斯承认其他人有权走自己的道路，并建立他们自己的社会模式——但不是以牺牲俄罗斯自己，和向俄罗斯寻求拯救的人民——如在方舟上寻求拯救一样——为代价。这些是现代俄罗斯思想的基础。
这是一场文明的冲突——俄罗斯文明与反俄罗斯文明的冲突。”
在这一部分杜金突出地讲了俄罗斯的目的是反对西方霸权——既包括地缘政治霸权，也包括意识形态霸权。他把这场冲突用亨廷顿的语言概括为一场文明的冲突，这就把这场冲突的历史沿革向前提了1年，也就是东斯拉夫民族刚刚成型时，拒绝了西方的天主教而接纳了希腊正教，也就是东正教，并在后来成为东正教的主要宗主国。他同时也把这场冲突定义为亨廷顿的文明断层线的冲突，只不过亨廷顿认为西方与东方文明民族的冲突主要为西方与伊斯兰世界和中国的冲突，他没有想到的是他定义为东正教文明的俄罗斯，最先投入到这一场冲突中。
在后一部分，杜金着重讲了俄罗斯如何在内部反对西方化。他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即第六纵队，他说：
“第五纵队，它试图反抗特别军事行动，但在第一阶段就被迅速制止并逃往国外，要特别注意第六纵队，它以前成功地伪装了多年，并表示对普京的纯粹的忠诚。
自第一次车臣运动以来，自由派的第五纵队明确地采取了反俄的立场。俄罗斯大多数的自由主义反对派的讲话和声明都充满了对俄罗斯的仇恨。他们中的许多人甚至早就逃离了俄罗斯，在美国、欧洲、以色列和基辅定居。
第六纵队的情况则要复杂得多。今天，恰恰是这一纵队成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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